核心提示不满20岁的打工者阿星来自广西偏僻的小山村，7月8日晚，他激愤之下杀了工厂主管。这本是一起简单的凶杀案件，他的血腥已给被害人家属带去无尽的悲痛，但是，这又不是一起简单的凶杀案件，它折射出复杂的原因。阿星的背后，许许多多的新生代民工，有着相似的困惑与挣扎。消弭这些矛盾与困惑，正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必由之路。

  “我想洗个头，可能这阵子都没法洗头了。”阿星在洗手间脱下他的花衬衫，用冷水洗头。“还想换下这双鞋，我穿不习惯，它是我老乡的。”阿星缩着脚，脚上是一双不太合脚、款式有点时髦却沾满污垢的尖头皮鞋。凌晨1时，阿星脱下了那双有点可笑的皮鞋，换上了新买的拖鞋，由于有点小，脚跟还在后面露出一截。这时门外有人敲门。

  “他们来了。”阿星低声说：“你明天给我老爸打个电话，叫他照顾好我弟弟，不要让他走我的路。”他很平静地站起来，迎向走进来的两位警察。这是7月10日凌晨2时的事。

  7月8日晚9时，因为喝满月酒喝醉旷工一天，在汕头潮南区峡山镇打工的阿星被工厂辞退，在领取工资和扣压身份证问题上与主管发生冲突，阿星把主管阿章砍死。这个曾经跟同乡“砍手党”厮混了半年多的小伙子，始终没像同乡那样去抢劫，却杀了人，他还不满20岁。

  去年，深圳公明等地抢劫事件猖獗一时，警方发现抢劫团伙分子大多来自广西天等县上映乡温江村。因为经常有被抢劫者的手被砍掉的案例，民间因此叫抢劫团伙为“砍手党”。

  阿星跟“砍手党”的几个“老大”都是从小的好朋友，但他自称5年来从没跟他们一样抢劫，而是从15岁开始就到深圳、东莞等地打工。阿星曾说，“如果有一天，工厂把我辞了，或者工厂倒闭了，我又找不到工作，甚至连回家的钱也没有了，我就只有跟着他们去抢”。

  7月9日傍晚，阿星给他熟悉的记者打电话说：“我出了很大的事，昨天晚上杀人了。”当晚记者找到阿星时，见他穿着花衬衫，笑笑的眼神，看上去很文静。“我真的杀人了，我的手上好像还有血腥味。”他微笑着，很从容地讲述了作案经过。

  据阿星透露，7月8日晚9时，他正准备离开工厂。行李收拾了一半的时候，突然想起要拿回被扣压的证件和押金，于是他去车间找阿章。

  阿星和阿章一前一后走进临街的工厂宿舍时，恰好被一名路过的建筑工人看见，“两个人进门后铁门就关了，我没有听见里面有什么不正常的响动。”10多分钟后，铁门打开，阿星一个人朝出村的方向走去。

  阿星事后对记者描述：“他骂我粗口，我气愤就砍了一刀，他反抗，要喊，我本能地要阻止他，就拼命砍他，不知道砍了多少刀。”

  则凯织带厂坐落在潮南区峡山镇南里村的田埂旁，几台纺织机器已经停止运转，这间只有十几个工人的小型家庭作坊式织带厂主要制作内衣裤的松紧带。阿星杀死主管后，厂子已经暂时关门，工人不知去向，老板郑则凯已不见了踪影。

  纺织服装业支撑起整个潮南区的经济，去年潮南区6大支柱产业产值达到162亿元，其中针织、服装业占60％左右。至于潮南区有多少外来工，保守估计也有10万左右。阿星和阿海兄弟正是这些外来工中的两个，今年初兄弟俩先后进了南里村和杨美村两个厂打工，干的都是织带。“每天工作12小时，没有一天休息。”阿星说。

  阿武跟阿星是堂兄弟，只有17岁，跟阿海在一起打工，一起租住在一间房子里。7月12日下午2时记者在杨美村一间快要倒塌的小破屋里找到他时，早上7时30分才下班的他还在睡觉，午饭也没吃。“在这里干活很累，来一年了，身份证是借来的。”小破屋是他和阿海租来的，30元一个月。“这里比厂里的宿舍好一点，那里很多人挤在一起，睡不好。”阿武说。

  据阿星的同事说，阿星出事是有原因的，他一直和身为老板亲戚的主管阿章不和。阿星表示，平时阿章虽然很凶，经常呵斥他，但他没有反抗过，可是这一次，阿章坚持要开除他。

  阿星说，他在厂里干了4个月，应该赚到3000元左右，可是工厂只给了600元，他借了老板300元，一共得了900元，还欠他1000多元，老板说是必须交给厂里的押金。

  “每家厂、每个工人都要交押金，这是这里的行规。”记者接触过的工人们都表示，为避免工人私自离开或者跳槽，每家工厂都会要求扣压工人最初的45天工资作为押金。潮南区劳动监督局的负责这个的人说，他们了解这种行规是不合理的，经常有外来工因此而和厂里起纠纷。

  2001年，阿星吵着要出去打工，说不能天天在家里白吃父母。当时阿星只有17岁，而一般的工厂招工都要年满18岁才行，阿星就借了老乡的身份证应聘到了公明一家橡根总厂（后转到橡根分厂）上班。这以后，阿星的公开的名字就成了闭伟勋。

  在橡根分厂人事部，记者查到了阿星当时的工作记录：闭伟勋，1982年生，2001年11月3日进厂，2002年8月16日离厂，奖惩记录一栏是空白，离厂原因一栏中写的是“自离”。人事部易姓主管介绍，闭伟勋当年既不是辞职，也不是被开除，而是突然就不来上班了。

  一个事实是，从2002年8月以后，至少有两年多的时间，阿星消失了。记者从警方了解到的情况是，2003年以后，宝安区特别是公明镇的抢劫案上升。阿星曾对记者承认，他曾经在半年内和这批被称为“砍手党”的同乡混迹在一起，帮他们做饭。

  7月11日，深圳公明茨田埔村一户破旧的出租屋，阿星的父亲老闭蹲坐在一角，妻子就靠在他身边，两个人啜泣着。地上晾着一锅粥，“他们两天都没吃饭了。”阿星的姑姑叹了口气。阿星的父母和姐姐还有3个姑姑都住在这里，都在工厂里打工。

  1992年老闭离开家乡到广东打工的时候，阿星只有7岁。直到现在，老闭说起阿星的时候提得最多的还是那个蹦蹦跳跳的小阿星。

  “从小他就和其他的孩子不一样。”老闭说，农村的孩子调皮顽劣的很多，但阿星就很乖，性格温和，遇事不急。

  阿星的妈妈出去打工时，阿星已经读小学三年级了，让妈妈放心的是，那时候阿星学习很好，几门功课都能拿90多分，村里人也都羡慕。

  闭家夫妻出来打工以后，平均两年多才会回家一次，“返乡的车费当时要90元钱，来回就要花掉好多钱。”仅仅比阿星大一岁的姐姐阿冰，就担负起了管教两个弟弟的责任。

  虽然回忆不起太多的细节，但有一点阿冰非常肯定：姐弟三人从来就没红过脸，更别说吵架了。“从小他就听我的，说什么他都听，即使不想做的事他也会听话。”

  “阿星从小就不看重钱。”每次父母回来过春节，3个孩子一共可以收到两三百元的红包，孩子们就把钱凑到一起，交给阿冰支配，买钢笔、书包什么的。阿星从来都没有像其他小孩一样要钱去买零食吃。

  老闭夫妇回去过春节是阿星最开心的时候，父母会给他买来新衣服，带很多糖果，“乡下的孩子，没见过世面，有糖果吃就很开心了。”

  出事前几天，阿冰还给阿星打过电话。阿星称对在汕头的这份工作还是充满希望的，阿星告诉姐姐一切都好，过了春节可能会成为小师傅，赚得会更多，现在就是上班蛮累的，就想多睡一会。记者在公明采访了十几个天等县的打工仔，他们和阿星都有着大同小异的艰难经历。

  公明的外来工比例巨大，像老闭居住的茨田埔村，大部分的民房都被外来工租住。公明一家大厂的负责这个的人说：“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就不招天等人进厂做工了。”

  今年1月，宝安公安分局一位领导亲率干警奔赴广西天等县，希望了解“砍手党”的犯罪成因。公明派出所刑侦队长冯队长和记者说，上映乡没有一家餐馆，没有一处旅店，好多地方甚至都用不上电。穷，是天等县留给警员们的第一印象。

  上映乡派出所一共只有5个人，“那边的真实的情况并不像我们所想的那样民风淳朴。”冯队长说，据当地警方提供的情况，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点，谁回去带的钱多，谁才有面子，说明谁混得好。公明的一位公务员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社会大环境应该是对天等人影响最大的，比如说给他们受教育的机会、劳动技能方面的培训，这都需要政府的扶持与协调。

  另一位警员的观点是：贫富差距不能太大。他说，被他们抓获的好多嫌疑犯连自己和父母的名字都不会写，他们何以谋生？据《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