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上台之后，重启中美贸易战，宣布对来自中国的商品征收 10% 的关税，掀起行业海啸，对于中国传统制造业，尤其是纺织服装行业的影响，可谓超乎想象。

　　此前，美国对中国进口的服装关税平均大概在25% 左右，其中化纤类服装的进口税率较高，如化纤质地的毛衣进口税率高达 32%，而棉制毛衣的税率约为 16.5%。

　　在新加征额外10% 的关税后，来自中国的女装品类的关税增加至最高42%左右，受到的冲击极为严重，毕竟，美国对非最惠国关税平均税率也是42%。

　　特朗普还一度宣布，取消对价值“低于800美元”的小额货物“最低限度”关税豁免，虽然该政策因为带来执行混乱被叫停，但该政令后续的恢复，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新征10%关税，800美元优惠取消，加之税率较高化纤类服装出口占比太高，再叠加美国的棉花溯源政策，这一连串因素，对于中国新兴的快时尚跨境电子商务几乎是灭顶之灾。

　　一些低价走量，利润微薄的跨境卖家，不得不放弃美国市场，关闭了店铺，甚至拖欠供应商货款和员工工资，而留下的许多卖家也陷入彷徨，不知何去何从。

　　商品市场变化不是孤立的。供应链的热传导效应告诉我们，只要成品移动，供应链一定会移动。

　　贸易战重击跨境电商业的同时，也让中国纺织服装行业的供应链陷入被动，慢慢的变多的相关企业，考虑向东南亚等地区进行转移。

　　由于东南亚地区土地、劳动力成本较为低廉，许多国内纺织服装企业，早就开始在东南亚布局，如全球最大的棉袜制造企业之一浙江健盛集团，2013年就在越南设厂，至今已建成三个生产基地。

　　而随着美国关税挑战加大，国内纺织服装企业的外迁，已是大势所趋，无论中小企业，还是类似申洲国际、晶苑国际等头部制造商，都纷纷在东南亚建厂，试图绕开关税壁垒，分散供应链风险。

　　供应链的外迁，对那些纺织服装大省，冲击日益明显，有专业研究团队指出，近年来对广东纺织服装行业进行跟踪调研发现，无论是中游还是下游，均已开始向东南亚迁出。2024年12月，广东省服装及衣着附件出口同比下降11.4%。

　　可以预料，面对新一轮贸易战的挑战，国内纺织服装行业供应链的外迁步伐，将进一步提速，由此，将带来一连串反应。

　　纺织服装中低端产业链向海外转移后，留在国内的企业向高端化、品牌化转型，通过提升产品科技含量和附加值，引入人机一体化智能系统，将有利于提升公司自身竞争力。

　　对此，韩国就是典型案例。韩国将纺织服装中低端产业转移至国外后，集中发展高档化纤等高科技产品，攻克了纳米纤维、超级细纱及智能性纤维和数字染色工程、尖端纺织机械等高的附加价值项目。

　　在国内，类似申洲国际这样的头部企业，也在产业外迁同时，大力推动国内生产基地的升级转型，成为科学技术实力雄厚的纵向一体化服装制造商。

　　然而，供应链外迁，也会带来产业空心化等不利影响，对经济稳步的增长、就业和出口的带来额外压力。

　　一家服装企业如果撤离到海外，那么周边的面料供应商、辅料制造商、各类加工厂等上下游配套企业，后续将陷入订单大幅锐减的困境，整个链条上的企业可能因业务萎缩乃至消亡。

　　国外进口商将订单纷纷转至东南亚，国内中小厂家将失去了稳定的订单来源，逐渐陷入、技术升级停滞的困境。

　　纺织服装行业虽然属于传统行业，却是中国商品出口的主力军，纺织服装产业作为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吸纳了大量劳动力。纺织服装行业这一“发动机”倘若失速，对国内出口和就业的影响将不言而喻。

　　留在国内，固然无法绕开关税壁垒，经营压力增加，但是，国内基础设施毕竟更为完善，纺织服装相关产业配套毕竟高度发达，工人的劳动生产率也较高，这些优势是许多东南亚国家不能够比拟的。

　　东南亚等地虽然关税成本低，但近些年土地和劳动力成本上升较快，产业配套虽有所改善，但远不如国内成熟。

　　一位广东某服装企业老板在曾告诉媒体，他给国内工人支付的薪资目前仅比柬埔寨高出30%，与此同时，他的中国工厂生产率要好大约20%，而且工人的技能水平也更高。

　　所以，对于纺织服装相关经营者而言，企业迁还是不迁，往往是让他们纠结的问题。贸易战时代的供应链重构，考验着中国企业家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