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独立高举革命旗帜，创建发展了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展了可歌可泣、气壮山河的革命斗争。为全面客观反映这一历史，今日起，本报将连续刊发系列文章，深入介绍这些革命根据地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发展壮大的奋斗历程和英雄事迹，深入阐述其中蕴含的革命精神，引导党员干部在党史学习中进一步感悟党的初心使命和性质宗旨，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姿态做好各项工作。

  井冈山是革命的山、战斗的山，也是英雄的山、光荣的山。位于湘赣边界罗霄山脉中段的巍巍井冈山，以“中国革命的摇篮”著称于世。1927年秋，面对大革命失败后的血雨腥风，以为代表的中国人在此建立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引发革命胜利的燎原之势，谱写出革命史诗的光辉篇章。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着一张刻有围棋盘的方桌，这是井冈山时期红军在戎马倥偬时下围棋用的。在中国革命的大棋局中，是当之无愧的高手，他从偏居一隅的井冈山出发，以“工农武装割据”——即以武装斗争为基本形式，土地革命为主要内容，农村根据地为基本手段和突破口，最终开创了一条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

  工农武装割据的基本形式是武装斗争，主要组织形式是军队。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尤其重视军队建设。在转兵井冈山途中，他领导工农革命军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确定“支部建在连上”，奠定了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基础。井冈山麓西南荆竹山下，一块叫作“雷打石”的陨石，见证了这一永载史册的时刻。1927年10月24日，站在这块石头上，对部队宣布了三项纪律：一、行动听指挥；二、不拿群众一个红薯；三、打土豪要归公。初上井冈山，又明确要求工农革命军改变过去军队只顾打仗的旧传统，担负起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做群众工作三项任务。这些规定体现了人民军队的本质，对于正确地处理军队内部关系、军民关系和瓦解敌军等，都起了重大作用。“红军荟萃井冈山，主力形成在此间。”1928年4月下旬，朱德率部转战千里，与会师井冈山，深深植根于这块红土地的“朱毛红军”持续不断的发展壮大。在战争实践中，他们在总结经验基础上概括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连续打破军的“进剿”和“会剿”，使根据地日益扩大和巩固。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是同土地革命分不开的。根据地建立之初，分田只是在个别地区试行。随着根据地逐步巩固，1928年5月至7月，边界各县掀起分田高潮。当年12月，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正式颁布《井冈山土地法》。这是中国制定的第一部土地法。“土地回老家，合理又合法，分了田和地，穷人笑哈哈，跟着毛委员，工农坐天下。”这首歌谣唱出了农民的喜悦心声。祖祖辈辈第一次拥有属于自身个人土地的贫苦农民，由衷喊出了“万岁”。他们从分得土地的事实中认识到红军是为他们的利益而奋斗的，从各方面支持红军和根据地发展。这是井冈山根据地能够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基础。

  井冈山时期，很看重根据地建设，他形象地比喻说：“革命要有根据地，好像人要有。人假若没有，便不能坐下来。要是老走着、老站着，定然不会持久。”要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就必须建立有力的红色政权。1927年11月，工农革命军攻克茶陵县城，就指导成立了湘赣边界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很快，湘赣边界六个县也相继成立红色政权。1928年5月，成立了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边界农民群众从封建的枷锁下获得了解放，他们用客家土话亲切地称红色政权为“埃政府”，意思是“我们的政府”，以极大的热情投入政权建设和保卫根据地的斗争之中。中国革命的历史证明，正是通过建立和巩固根据地，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最后实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

  如果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比作一部鸿篇巨著，那么，井冈山斗争就是这部巨著的精彩开篇。不仅在实践中创造性地解决了坚持和发展农村根据地一定要解决的一系列根本问题，而且从理论上对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作出明确说明。

  在井冈山的茅坪村谢氏慎公祠后面，有一栋赭黄色的两层小楼房，房子的楼上有一个八角形的天窗，当地群众都习惯地称它为“八角楼”。“天上的北斗星最明亮，茅坪河的水啊闪银光。井冈山的人哎，抬头望哎，八角楼的灯光，照四方。我们的毛委员，在灯下写文章……”这首歌深情再现了当年的工作情形。1927年10月至1929年2月，经常在八角楼居住办公。红军的生活非常艰苦，晚上办公经常到深夜。根据地的用油十分紧张，按规定晚上办公可以点三根灯芯，为了节约用油，他却只点一根灯芯。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苦苦思索中国革命的未来，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奋笔疾书写下了一系列光辉著作。

  1928年10月5日，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起草的决议案。决议案指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以及中国革命政权的实质，总结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及别的地方建立小块红色政权的经验和教训，首次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的重要思想。这个决议案的第一部分《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编入《选集》时，题为《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此文着重分析了中国红色政权能够发生、存在的原因和条件，回答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问题。

  1928年11月25日，代表红四军前委给中央写报告，进一步阐明“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对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各个基本问题，如土地革命中如何争取中间阶级的问题，政权建设中如何推行民主制度的问题，建党问题上如何纠正非无产阶级思想的问题等，作了明确的解释和解决。这个报告编入《选集》时，题为《井冈山的斗争》。

  1930年1月5日，在古田赖家坊，以党内通信的形式，对广大指战员进行形势与任务的教育。这封信编入《选集》时，题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他在信中表达了革命必胜的前景和信念：“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井冈山的道路，人的梦想，中国革命的未来，被描述得如诗如歌，极大地坚定了边界军民对敌斗争的必胜信心。

  以上著作，提出和形成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标志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思想的初步形成，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

  八角楼那微弱的油灯之光，在茫茫黑夜里照亮了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化为中国革命胜利的万丈光芒。一代代中国人化身“追光者”，前赴后继、顽强奋斗，夺取一个又一个胜利。

  伟大事业铸就伟大精神，伟大精神成就伟大事业。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最重要的方面就是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勇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

  理想因其远大而为理想，信念因其执着而为信念。在井冈山斗争时期，“红米饭、南瓜汤，秋茄子，味好香，餐餐吃得精打光。干稻草，软又黄，金丝被儿盖身上，不怕北风和大雪，暖暖和和入梦乡”，是红军在艰苦条件下乐观向上的真实写照。“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永远都不可能熄灭。”正因为如此，人和红军将士面对艰难困苦毫无畏惧、永不退缩，面对生死考验大义凛然、威武不屈。井冈山斗争中，弱小的红军与敌人殊死战斗，他们脖子上都系着红带子，取名“牺牲带”，表明为革命献身的决心。在这一时期，牺牲的革命烈士近5万人，留下姓名的只有15744人。正是靠着坚如磐石的革命信念，无数先烈为了革命事业，前赴后继、流血牺牲，才换来中国革命的成功。

  方向决定前途，道路决定命运。当大革命洪流被反动派掀起的浊浪所阻遏，中华大地被血雨腥风笼罩的危急之际，路在何方？从南昌起义到秋收起义，接连的失败证明，面对悬殊的敌我力量对比，以城市为中心的苏俄式暴动之路，在中国根本走不通。生死攸关之际的引兵井冈山，为大革命失败后积蓄力量找到了落脚点，一条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应运而生。然而，这条道路不可能一蹴而就，也绝非一马平川。以为代表的中国人以实事求是的执着，披荆斩棘，勇闯新路，在这方被称为“天下第一山”的红土地上创下无数个“第一”：第一块农村根据地，第一支工农武装，第一个红色政权，第一部土地法……这无数个第一，成为井冈山道路的闪亮标识。凡是过往，皆为序章。在前进的道路上，秉持实事求是、勇闯新路的精神，我们将创造更多新的“第一”。

  我们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党和红军在井冈山之所以能站稳脚跟，之所以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爱戴，重要的一点就是始终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和人民群众结下鱼水深情。“红军宗旨，民权革命”，“革命成功，尽在民众”，这则《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简练而鲜明地表达了坚定的人民立场和深沉的人民情怀。“毛委员大井访贫”“朱军长送盐”“陈毅大井割稻”“彭军长分发银元”……这些在井冈山广为流传的故事，树立起的口碑：群众冷暖，牵挂在心；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以心换心，人民群众义无反顾地参加革命，倾其所有支持党和红军，形成了一道道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真正的铜墙铁壁”。在龙源口战斗胶着之际，当地党组织一声召唤，2000多名农友二话不说，冒着炮火走上战场。在黄洋界保卫战危急之时，农民赤卫队、暴动队手持梭镖大刀投入战斗，妇女老人日夜削制埋设竹钉阻敌，留下了“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的人民战争的动人史诗。

  历经岁月洗礼，井冈山精神已经深深地沁入了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激励着一代代中国人为革命、建设、改革事业而不懈奋斗，鼓舞着中华儿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勇向前。面对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得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永放时代光芒。

  习指出：“在党创建的各个革命根据地中，中央革命根据地最有代表性。”中央革命根据地，亦称中央苏区，位于江西南部、福建西部。1930年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决定在根据地建立中央局，由于、朱德领导下的赣南、闽西根据地是当时全国各根据地中面积最大、力量最强的，中央遂决定将苏区中央局和苏维埃中央政府设在这里。此后，人们便把赣南、闽西根据地称为中央根据地或中央苏区。

  1928年12月，湘赣两省军队发动了对井冈山根据地的第三次“会剿”。为打破敌人进攻，红军决定采取“攻势的防御”方针，由、朱德率红四军主力向赣南出击。1929年1月14日，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转战赣南。波澜壮阔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展历史，也由此拉开序幕。

  在执行“攻势的防御”战略中艰辛开创新根据地。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后，由于脱离根据地依托，作战十分不利。1929年2月10日，红四军取得大柏地战斗胜利，扭转了下山作战的被动局面。17日，红四军抵达吉安的东固根据地，与李文林领导的江西红军独立第二、第四团会合。此时，传来了井冈山失守的消息，红四军遂决定于2月下旬经广昌、石城等地向闽赣边挺进。3月，红四军进入福建。20日，红四军前委在长汀召开扩大会议，研究提出“以赣南闽西二十余县为范围，从游击战术，从发动群众以至于公开苏维埃政权割据，由此割据区域以与湘赣边界之割据区域相连接”的设想，并强调“这是前进的基础”。4月上旬，红四军利用蒋桂战争之机在赣南发展工农武装割据。5月至10月间，红四军又两入闽西，歼灭当地军阀。至1930年春，赣南根据地和闽西根据地形成。6月，红四军和闽西、赣西南的红军合编为红军第一路军，随后改称红军第一军团。所有这些，为后来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打下了良好基础。

  在粉碎敌人三次“围剿”中奠定中央根据地基石。1930年8月，共产国际向中央提出“夺取一个有足够工人居民的大的行政政治中心的发展前途”，并特意说明“目前显然赣南、闽南、粤东北地区首先可成为这样的根据地。”10月1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等9人组成的苏区中央局。24日，中央在讨论全国苏区工作规划时，“确定湘鄂赣连接到赣西南为一大区域，要巩固和发展它成为苏区的中央根据地。”1931年1月，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小布成立。从1930年冬到1931年秋，军陆续发动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和红一方面军的三次“围剿”。根据地军民在、朱德等正确领导下，先后取得反“围剿”的胜利。在此前后，红军还积极向闽西北和赣西南开展工作，使得赣南、闽西基本连成一片，并扩大到20余县的广大地区。受红军胜利影响，军第二十六军1.7万余人在赵博生（地下党员）、季振同、董振堂等领导下宣布起义，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

  在全面开展各项建设中迎来根据地发展空前盛况。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迅速在政权、廉政、法制、经济、文化、教育、卫生、交通、邮电等方面开展大规模建设，中央革命根据地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1931年9月后，由于党在国统区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成立了由博古负总责的临时中央。1932年10月，坚持正确方针的在苏区中央局召开的宁都会议上受到错误指责，不久被撤销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职务。1933年1月，临时中央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左”倾错误逐步扩大。庆幸的是，周恩来、朱德排除干扰，指挥红军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胜利。至此，中央革命根据地扩大到地跨江西、福建、广东三省的广大地区，建立起数个省级和一大批县级苏维埃政权，红军人数发展到12万余人，党员人数达到13万以上。

  1933年下半年，蒋介石发动第五次“围剿”。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和负责军事指挥的李德等人强令红军同敌人拼消耗，又执行关门主义的错误方针，致使红军丧失了打破敌人“围剿”的可能。1934年10月，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撤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了伟大长征。留守的广大军民在项英、陈毅等领导下，坚持了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直至全国抗战爆发被整编为新四军。

  作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创建的众多根据地中最大最重要的一个，中央革命根据地对中国革命起了“最重要的作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

  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为土地革命战争提供了最为直接有力的坚强支撑。中国革命的特殊环境表明，只有建立巩固的农村根据地才能为革命战争提供较为可靠依托，否则就没办法建立起强大的红军。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后，逐渐发展成为横跨3省、面积达8万多平方公里、人口达450余万的全国最大的革命根据地，成为土地革命时期党领导武装斗争的主战场和主阵地。在粉碎军四次“围剿”的斗争中，由、朱德、周恩来等领导的历经三湾改编、古田会议洗礼的红一方面军不断壮大，下辖6个军团近10万人。正是这支强大红军，担负着抗击“围剿”军大部兵力的艰巨任务，并在经历长征后成为人民军队的骨干。

  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为我们党在局部地区执政提供了现实可能。尽快组建全国性苏维埃政权，是中国着眼革命形势发展提出的重要任务。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这个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在瑞金宣告成立，是中国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政权成立后，不仅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加强了对各根据地的中枢指挥作用，产生了很大的政治影响，而且在建设实践中锻造了一大批治党治国治军人才。据统计，除、周恩来、、朱德、、陈云等政治领袖外，在开国将帅中，有9位元帅、7位大将、34位上将、114位中将、440位少将都曾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战斗过。此外，有130多人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中央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主要领导职务或首批驻外大使，其他领域人才更是数不胜数。

  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为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成功开辟提供了深厚实践沃土。八七会议后，党就开始了“找着新的道路”的艰辛探索。早在1928年10月、11月，就曾提出并阐述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这一思想在赣南、闽西根据地创建中得到深化。1930年1月，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深刻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主要的因素。”以此为标志，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正式形成。此后，在巩固和发展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实践中，以为代表的人继续在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党的建设等诸多领域进行探索，在有力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同时，指明了夺取革命胜利的正确道路。

  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历史，是一部丰富生动的教科书。这部厚重书卷中，演绎着扣人心弦的斗争活剧，内蕴着历久弥新的苏区精神，将永远给我们以深刻启迪。

  心有所信，方能远行。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和发展过程中，在异常严峻险恶的斗争环境下，广大员和根据地军民怀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必胜信念，不畏千难万险，不惧敌军压顶，前赴后继、不怕牺牲、勇往直前。1934年12月，员江善忠在组织伤员转移时被敌人包围，为掩护伤员，他将敌人引向绝路棒槌峰，弹尽粮绝后咬破手指，在衣服前襟写下“死到阴间不反水，保护万万年”，毅然跳崖壮烈牺牲。1933年5月，兴国模范师5161人集体报名参军，被苏维埃中央政府誉为“创造百万红军的先驱”。1933年7、8月间，安远县镇岗乡一个叫尊三围的“红色村庄”，面对军的报复进攻，赤卫队员英勇抗击全部牺牲，剩余村民坚贞不屈全部遇害。正是有了人和根据地军民坚如磐石的信念信心，中国革命才最终迎来胜利曙光。这深刻启示我们，革命理想高于天，无论任何一个时间里都要矢志不渝、坚定不移。

  实事求是，方能进步。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成功创建，离不开人实事求是的艰辛开拓；中央革命根据地大好局面的最后丧失，就在于“左”倾教条主义者背离了实事求是。1930年5月，痛感教条主义的严重危害，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严厉批评党内存在的“饱食终日，坐在机关里面打瞌睡，从不肯伸只脚到社会群众中去调查调查”的恶劣现象，大声疾呼“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仅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作过《寻乌调查》等十几个切合实际的调查。正是由于坚持实事求是，我们党才能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短短几年中就创建了一支相当规模的红军和一系列革命根据地。1931年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开始了长达4年的统治，最后导致包括中央革命根据地在内的众多苏区几乎丧失殆尽。这深刻启示我们，必须从始至终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不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向前推进。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奋斗的一切都是为了人民。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时期，党始终牢记群众利益，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生活，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为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党在赣南、闽西根据地就提出了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原则。1931年2月，苏区中央局明白准确地提出，必须使广大农民取得“他们唯一热望的土地所有权”。1934年1月27日，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郑重提出，“我们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应该讨论，应该决定，应该实行，应该检查。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正因为如此，党才赢得了根据地人民的全力拥护。这深刻启示我们，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任何一个时间里都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都不能忘了人民这个根，永远做忠诚的人民服务员。